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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财经委会议释放重大信号:增强土地管理灵活性,再造产业基础打破“空壳化”

2019-9-7 来源:互联网 阅读次数:
  导读: 中央层面,宏观政策走向出现新的信号。8月26日,中共中央总书记、国家主席、中央军委主席、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。会议强调,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,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。在...

中央层面,宏观政策走向出现新的信号。

8月26日,中共中央总书记、国家主席、中央军委主席、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。

会议强调,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,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。在土地管理法修改通过、大城市人口限制放松的背景下,这代表着我国的区域战略正在发生重大转变。

此外,会议要求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,做好顶层设计,打造具有战略性和全局性的产业链。有专家表示,在中美贸易冲突持续、一些国家逆全球化暗流涌动的背景下,会议部署产业基础再造工程,表明中央高度重视产业链安全问题。

要素流向中心城市与城市群

2019年初以来,随着《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》、《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》等新型城镇化重要政策文件的发布,小城镇化战略开始逐步退出,大城市全面放开落户,同时土地管理的灵活性也在增强。

多位受访人士均向21世纪经济报道指出,未来人口、资本等要素将进一步向都市圈、城市群集中。

关于此次中央财经委会议在区域经济方面的表述,有分析人士表示,这实际上是从中央层面对区域战略方向转变的定调。

会议指出,当前我国区域发展形势是好的,同时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,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。新形势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,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调整完善区域政策体系,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,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,增强创新发展动力,加快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系统,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,增强其他地区在保障粮食安全、生态安全、边疆安全等方面的功能。

“实际上‘中心城市’和‘城市群’这些概念的提出,是鼓励资源集聚,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,促进更好的发展。”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会长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杨开忠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。

会议同时提到,要在发展中营造平衡。杨开忠认为,这种平衡不是单指GDP的平衡,而是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,在生活成本、生活便利性上进行提升,最终达到生活水平的平衡。

如何推动资源集聚,提高资源要素的配置效率?会议提出,要形成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商品和要素市场,并在土地、能源、财政等领域提出具体要求。

尤其值得注意的是,在土地要素领域,会议提出要改革土地管理制度,增强土地管理灵活性,使优势地区有更大发展空间。

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李国平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,土地管理的“灵活性”主要体现在两方面:一是区域统筹上的灵活,跨市统筹、跨省统筹都会越来越方便;二是土地用途上的灵活,用地指标不能“一刀切”,面对特殊的需求,也可以适当对土地的用途进行调整。当然保证生态文明是前提,要控制调整的量,不能无边无际地放开。

未来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,土地管理制度的走向如何?今年5月,曾有自然资源系统的研究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,在新型城镇化路径下,应当打破传统的行政级别主导的建设空间配置方式,以区域为单元,建立城乡建设用地增减互容互通机制。同时,设定城乡建设空间利用上限,建立市市间、市乡间“地随人走”的流动配置机制和弹性调整机制,体现中央政府管控原则性,提高省级政府和地市政府配置资源的灵活性和积极性。

弥补短板再造产业基础

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,是此次会议的另一个重要议题。

会议指出,中国制造业规模居全球首位,是全世界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。要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,以夯实产业基础能力为根本,以自主可控、安全高效为目标,以企业和企业家为主体,以政策协同为保障,坚持应用牵引、问题导向,坚持政府引导和市场机制相结合,坚持独立自主和开放合作相促进,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、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。

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、中国工程院制造业研究室主任屈贤明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,产业基础薄弱是中国制造业面临的“老大难”问题,这有着特定的历史原因。改革开放以来,中国制造业主要从下游的主机集成开始做起,一般都是引进国外技术,侧重于组装,而在上游的关键零部件、关键材料等领域一直存在短板。

这一方面是因为很多发达国家在上游做了大量布局,中国在这方面追赶将花费很多时间,面临更艰巨的市场竞争,而且面临着工作重复、知识产权等问题。

“比如芯片领域,原来中国是有这些行业的,但是国外技术更为先进、规模效应也使得其成本更低,这使得中国产品因为性价比较低而不具备竞争力,从而形成了产业链上的短板。”屈贤明说。

另一方面,屈贤明指出,制造业产业链全球化持续推进,得益于全球化的深度发展,除军工等敏感技术与产品外,中国能从全球市场顺利地获得几乎所有的关键零部件、关键材料以至于技术。因此,一些领域存在着高度的进口依赖,一些行业甚至存在“空壳化”的风险。

会议强调,要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,做好顶层设计,明确工程重点,分类组织实施,增强自主能力。要打造具有战略性和全局性的产业链,围绕“巩固、增强、提升、畅通”八字方针,支持上下游企业加强产业协同和技术合作攻关,增强产业链韧性,提升产业链水平,在开放合作中形成更强创新力、更高附加值的产业链。要建立共性技术平台,解决跨行业、跨领域的关键共性技术问题。要发挥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,培育一批“专精特新”中小企业。

在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、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看来,中国现在需要建立一套制度,机制化地评估自己的产业基础能力与产业链安全。

黄群慧认为,在中美贸易冲突持续升温的背景下,应当高度关注美国限制措施对中国产业链的的影响。一是要警惕美国关税措施逼迫中国国内产业链的转移,比如向东南亚的迁移。二是美国在先进制造、量子信息、纳米科技、人工智能等高新领域不断封杀、打压中国,应高度关注其对中国产业链向高端攀升的影响。

黄群慧指出,中国坚定支持全球化,也有充足的韧性来迎接这些挑战。2005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世界只有11.6%,但到了2017年中国提升到了24.8%。同期,中国的出口产品的本地附加值也在持续上升,从2005年的64%已经上升到2017年的77%,这说明中国价值链的位置也在上升。

“在联合国工业目录中,中国建立了全世界最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,这保证了中国工业在中美贸易摩擦的大背景下具备充分的韧性。”黄群慧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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